治理不实信息，需做大“共治同心圆”

让不实信息止于“共治”

近年来，舆论反转现象频频出现。这背后是不实信息时常出现，以至于带偏节奏、混淆视听，误导公共舆论，污染网络环境。在“营造清朗网络空间”攸关网络文明建设的背景下，强化对不实消息的治理，已箭在弦上。

都知道，网民们苦虚假消息久矣——那些极具误导性与诱导力的不实消息，无异于网络毒瘤式存在，损害了涉事方的权益，也侵蚀了公共舆论空间的肌体。就拿前段时间来说，无论是女子晒婚纱照却被传是“8号技师”，还是95后女生保研后拿通知书跟爷爷合照却被说成“爷孙恋”，都是“开篇一张图，内容全靠编”，结果损害了当事人的名誉权，也拉低了舆论的质地。

在此语境中，作为主流信息平台的抖音，针对不实消息靶向发力、系统治理，无疑颇具针对性。从具体治理流程看，它既有前期主动预警分析，也有中期核实辟谣分层惩治，还有后期拦截防止扩散，追溯、研判、干预一样都不少。这从技术层面讲，是平台治理技术能力的进阶；从责任维度看，是平台价值观底色的彰显。

某种程度上，对不实信息零容忍，也是对“有毒”流量的拒绝，是对自身信誉羽毛的顾惜。姑息虚假信息，也许短期内能从其流量拉升效应中获益，但在舆论对虚假信息的敏感度渐增的情况下，注定会戕害用户体验与自身信誉；对不实信息“一个都不纵容”，才能以高品质信息传递承载起用户期许，才能在良好信息生态中走得更远。

不实信息包括但不限于谣言，谣言是部分不实信息已经传播后的形态。就类别看，不实信息其实有日常主动编造、重大事件中蹭热点型仿冒、演绎摆拍成“新闻”、以讹传讹、信息传递不完整等五种类型。究其产生的原因，通常包括了主观编造、传递失真、接收偏差三个环节。传播学者曼纽尔·卡斯特尔说过：网络社会不是即将出现的一种社会结构，而是唯一的社会结构。本质上，不实信息就跟网暴、诈骗那样，都是现实在网络空间里的投射。

但需要正视的是，在互联网时代，不实信息生成的源头更多、传播的速度更快、辐射的面更广。网络的低门槛表达、跨地域传播与裂变式扩散，会无形中为不实消息的传播力与影响面“加杠杆”。

对平台而言，信息池的丰富固然重要，但以激浊扬清态度去“析出”那些虚假信息，不让内容生态变得藏污纳垢，才是平台治理的应有之义。尤其是在平台责任从“避风港原则”下的信息撮合责任已转换为“红旗法则”下的主体责任的当下，各信息平台也理应尽起应尽的责任。不论是那些伪科普，还是借脑补玩梗传讹，都该在平台治理的射程内。对应的要求是，平台在发现上下功夫、在监测上做文章、在拦截上用心思，提升不实消息预判、甄别、溯源能力。

这其中，运用大数据分析回溯、关键词检索、AI诊断等手段提升对不实信息的识别效率，并对其传播途径开展有效溯源，对传播节点进行及时把控，尤为重要。这需要平台提升担当意识的同时，也不断提高技术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很多不实信息虽然有着画质低劣、细节不明、表述不清、煽动夸张等特点，但形式越来越“活”：有的是截取官方新闻片段配以谣言音频或文字、以移花接木的形式快速传播，有些则在文字谣言出现后编造实验或模拟场景，扰乱人们的视听……不一而足。

加上不实信息出口多元化，容易混同出现、随意发散、快速变异，平台们又是开放性与隐蔽性交叉，平台之间联动机制弱、互通渠道缺，大量不实消息经常是跨平台、多样态“流窜”，治理难度因此加大、成本也因此抬高。单一平台治理，也难免会出现“三难”困境：杜绝难、核实难、辟谣难。

当此之时，对不实信息的强效治理，不能靠单个平台各自为战或某一方单兵作战，还得靠多方主体协同治理，构建构建多主体协同、媒介渠道融合、信息资源整合的多元责任主体平台和多方协同治理机制。

“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的被动式治理，成本终究有些高。对不实信息更有效的治理，理应是“预判到不实信息可能出现在哪里，就先在哪里预防”。这就需要，集合平台、政府、媒体、专业机构、公众的共治之力，实现治理的全场景覆盖，实现网络辟谣的无影灯效应，弥补单个主体治理的覆盖盲区。

抖音着力与权威媒体等机构合作建立辟谣团机制和“不实信息治理平台”，共建谣言库、共同研判线索、共同核实存疑内容等，还通过平台治理基础产品能力开放，打造共治的生态圈层，就是有的放矢。去年国家层面已明确，要构建以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为依托的全国网络辟谣联动机制，围绕不实信息治理的联动协同治理机制自然也要跟上。这离不开包括平台、政府、媒体及其他社会主体以治理不实消息为契合点的相向而行。

说到底，面对不实信息，该遵循“三zhi法则”：让不实信息止于“知”，也就是要让公众知道真实情况；让不实消息止于“制”，也就是要完善不实消息治理的相关制度机制；还有就是，让不实消息止于“治”——实现良好的社会治理。这里的“治”，指的就是共治。也只有努力做大“共治同心圆”，不实信息的遁形之地才能不断被压缩，清朗的网络空间才会更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