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4月9日，张学良将军继3月3日与中共代表李克农在洛川会谈之后，又与周恩来副主席在肤施（延安）清凉山下的桥儿沟天主教堂举行了会谈。结果对张学良将军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双方同意互不侵犯、互帮互助、互派代表、互通情报，并加强部队抗日思想教育等。张学良将军为履行协议，7月间接纳中共代表刘鼎带领电务员一人、电台一部，进住金家巷张公馆东楼。为了保密和安全起见，将秘书科夜间设在张公馆负责处理紧急公文和军事电报的值班秘书取消，其值班任务改由新成立的随从参秘室代行。

随从参秘室的前身，是东北军总部副官处人事科的特别人事股，负责人是孙铭九参谋。办公人员金家巷一部分，总部一部分，人事档案保存在金家巷。孙铭九任卫队二营营长后，改由应德田负责领导。

随从参秘室的工作内容是：（1）管理情报；（2）人事调查。参秘室编制人员很少，但质量较高，当时的工作人员有：

应德田，1929年7月毕业于东北大学第一期。同年9月出国留美，先在伊利大学攻读政治，后又到密西根大学攻读市政专业，1932年返国即随张学良将军做秘书工作。

孙铭九，日本东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出国回国期间都与张学良将军的二弟在一起。

燕庚奇，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1935年回国后，即任张学良将军秘书，专门研究日本问题。

杨心梅，日本明治大学肄业，是跟张学铭一起去日本的。

关时润、孙维栋、荣敬庵等，都是东北大学法律系学生，毕业于1933年。

林世权，1934年6月毕业于东北大学经济系。

上述人员都是和张学良将军有密切关系的人，所以委任在随从参秘室工作。

东北军军官，每人在参加工作时都要亲自填写一份自传，归入档案。这是特别人事的原始资料，往后在思想上和工作上、生活上的情况，都由每年的调查表详细记载，不再写自传了。随从参秘室掌握的人事卡片资料是逐年记载下来的客观情况，不是从人情愿望出发的，比较科学。如西安成立军官训练团时，先选送一个干部连，备作将来军官训练团的干部，这批人就是由随从参秘室负责选定的108人参加训练，都是根据特别人事卡片记载对抗日有认识的干部。这批干部后来在训练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张学良将军下班后常有干部到家找他谈问题。他都接见，无论公事私事，谈话后对来人如有评语时，用便条写出也交随从参秘室记入卡片里。张学良将军对校级以上军官都有较深刻的印象，这是卡片档案帮助他起到了作用。有时到部队检查，见到有关下级军官，他都能叫出名字来。被叫的人很惊奇，自己从未和副司令（张学良将军）谈过话，他怎么认识我呢！

特别人事档案，是张学良将军在1934年回国后任豫鄂皖“剿匪”总司令时由孙铭九负责组建的，全部档案在西安事变以后，由淮阴绥靖公署主任于学忠将军携往苏北，在抗日期间南北转战无有下落了，可惜！